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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司法实践中，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要求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司法办案的重要指引，使司法活动不仅符合法律规范，更建设培育社会主义道德水准，以司法引领、促进全社会道德建设，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生动实践。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话未成年人保护，北京16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2019年，最高检结合相关办案调研发现，当前查办金融犯罪特别是涉众型金融犯罪，不仅动用大量行政资源、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且犯罪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挽回，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此，最高检向中央有关部门发出了“三号检察建议”，与相关部门一起强化源头治理，促进有效监管精准跟上、落实，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最高检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刑事追究只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应抓小抓早，防微杜渐，通过办案助力金融环境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2019年6月27日，最高检围绕及时发现查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了“三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行政监管，强化源头治理，努力把违法犯罪风险和危害消除在萌芽状态或者初始阶段。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师何挺：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诉学界最关注的话题。从张军检察长2020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专项报告来看，该制度在全国的适用率并不平均，包括现在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比率以及量刑建议被采纳的比率都不太平均，而且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请问，从该制度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适用比率多少是比较合适的？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当然，我们也强调，适用的同时，要保证办案质量和效率。要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特别是保证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处理得更合法更公正。目前，关于量刑建议采纳率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检察官提量刑建议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比如盗窃、伤害等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量刑，确定刑量刑建议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比较可信的。下一步，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水平能力。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当前，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家庭暴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和持续化的特征，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在妥善办理相关案件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有关方面协作，共同完善社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预警分析、社区调解等制度，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争取将家庭暴力化解在形成之初，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治理。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10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审议通过。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把近年来最高检会同相关部门力推的“强制报告”“入职查询”相关机制以及禁止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检察政策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保护更重责任和更高要求。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等依法进行监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创业艰辛、发展不易，更需要、更珍视法治的呵护。最高检特别提出，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老娘舅”。2020年的两组办案数据体现检察机关对民营企业的厚爱：依法从严惩治危害非公经济发展的犯罪，起诉侵害非公有制经济的犯罪同比上升3.2%；依法从宽处理非公经济人员经营环节的犯罪，不捕率较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高出8个百分点。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新时代，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段时间的检察实践表明：检察听证已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治理、落实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的有力抓手，实现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大举措和有效途径。2020年以来，张军、童建明、张雪樵、陈国庆等最高检领导，率先垂范，带头主持公开听证。各级检察机关也普遍开展公开听证工作，检察长带头主持公开听证，推动这项制度进一步落实。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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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全球电动自行车生产、消费大国，截至2023年底，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超3.5亿辆。电动自行车主要使用铅蓄电池和锂电池，目前锂电池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000万辆。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2023年包括电动自行车在内的助动车制造行业规模以上企业738家，年产量4228万辆，同比增长3.8%，近5年产量年均增速为11.8%；据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截至2024年8月，共有591家生产企业累计获得电动自行车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证书1.336万张。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和消费市场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其中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天津、浙江、江苏、广东、广西五个省份；电动自行车市场保有量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为广东、山东、江苏、河南和四川。
经过多年的发展，电动自行车已逐渐成为我国消费者日常短途出行的重要基础性交通工具。但是，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电动自行车行业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多次引发火灾事故，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据国家消防救援局通报，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2021年是1.8万起，2023年就迅速增加到2.5万起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年均增长约20%；电动自行车火灾在全年较大火灾中的占比，从2021年的5.9%上升到2023年的12.7%，涨势迅猛。另外，由于不少车辆存在违规篡改的情况，导致其最高车速、蓄电池电压、电动机功率等技术指标超出了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2018）的规定，成为交通安全事故的重要诱因；产业层面，尽管近年来电动自行车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涌现出一批年销售额超百亿元的龙头骨干企业，但行业整体质量保障能力依然偏弱，不少企业缺乏足够的研发投入和设计能力，产品同质化严重，甚至为降低生产成本使用劣质原材料、缩减检测项目，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抽检合格率不高，与人民群众期待存在差距。因此，在国务院部署的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中，健全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是一项重点任务，希望通过对《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的修订，提升电动自行车产品本质安全水平，促进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五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部署，将“四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防范火灾事故，有利于减少交通安全隐患，有利于满足消费者日常出行需求，有利于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修订工作的基本原则，具体考虑如下：
一是有利于防范火灾事故。本标准修订过程中，修订专家组始终以防范化解火灾风险为重点，通过对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的原因开展细致的调查分析，针对当前电动自行车产品存在的非金属材料防火阻燃性能不足、易燃塑料件使用过多、发生火灾事故后不便于溯源调查等问题，在征求意见稿中完善了材料防火阻燃要求、塑料件占比、整车唯一性编码和耐高温永久性标识等条款，有助于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的防范和事故发生后的全链条溯源调查工作。
二是有利于减少交通安全隐患。为减少电动自行车导致的交通安全事故，保障所有道路交通参与方共同利益最大化，特别是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篡改带来的车速过快等问题，征求意见稿完善了防篡改要求和方法，明确电动自行车控制器、蓄电池互认协同要求，改进了电动机额定功率测试方法，增加了对电动机最高转速的限制。此外，还加严了电动自行车制动距离要求，提升了主动安全性能。
三是有利于满足消费者日常出行需求。考虑到近年来百姓生活节奏加快、出行半径扩大，为更好满足广大消费者日常出行需要，征求意见稿适当放宽了个别对安全性能影响不大的指标，例如，铅蓄电池因其性价比高、稳定性好的优势，深受广大电动自行车消费者青睐；但铅蓄电池也具有能量密度低、体积大重量重等缺点，导致符合现行标准55 kg重量限值的铅蓄电池车辆不能很好满足消费者对于续行里程和充电频次的需求。为此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征求意见稿将铅蓄电池车型整车重量限值由55 kg放宽至63 kg，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性价比更高、使用体验感更好的产品。此外，为提升产品的实用性，征求意见稿不再强制所有类型电动自行车必须具备脚踏骑行功能，而是由企业根据车型设计的需要自行决定是否配备该功能，不仅有利于节约生产成本，还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车型选择空间。
四是有利于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优化我国电动自行车产业结构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提升行业集中度和产品质量水平，征求意见稿中增加了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的内容，对整车及关键部件的生产能力、检测能力提出要求，推动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和装备，提升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完善生产过程质量监控手段，从而引导企业通过规模化的生产组织和先进技术装备的应用，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合格率，逐步淘汰不具备质量控制能力的作坊式企业，提升行业集中度。此外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征求意见稿还增加了对车辆北斗定位和动态安全监测功能的要求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从而提高产品信息化水平和安全风险防范能力，推动电动自行车行业向更加智能、更加安全的方向发展。
本次修订过程中，修订专家组认真整理并系统分析了近几年电动自行车引发的各类火灾事故及交通事故统计数据，广泛收集人民群众对产品技术指标和功能参数的意见建议，结合今后一个时期电动自行车在我国交通体系中的定位和产品发展演化方向，在广泛的市场调研和科学严谨的试验验证基础上，对现行标准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修订：一是完善电动自行车所用非金属材料的防火阻燃试验要求和方法，提高整车及鞍座、导线绝缘层等部件防火阻燃性能要求，并新增塑料件占比指标，引导企业压缩非必要塑料件的使用，确实需要使用时也应选择不易燃的材料，从而起到降低火灾发生风险、延缓火灾蔓延速度、减少火灾荷载和有毒有害气体释放量的效果。二是完善蓄电池、控制器、限速器等的防篡改要求和方法，明确电动自行车控制器、蓄电池、充电器应具有互认协同功能，从技术上增加车辆最高速度、电动机功率、蓄电池类型及输出电压等关键参数的篡改难度，减少因非法改装导致的安全事故。三是强化对电动机额定连续输出功率、空载反电动势等关键参数的要求和测试方法，从技术上确保车辆无法超速行驶，防范通过在控制器中预留“后门”提高车辆速度；同时增加电动机低速运行转矩限值，保证车辆正常的短距离爬坡能力，便利消费者使用。四是增加北斗定位及通信功能，方便消费者实时了解电动自行车所在经度、维度、蓄电池状态等关键安全信息，并对车辆异常情况进行识别，必要时可通过通信网络发送报警信息，从而具备动态安全监测能力，增强车辆的主动安全性能。五是增加企业质量保障要求和方法，要求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具有与产能相匹配的整车及关键部件生产能力、检测能力和质量控制能力，从而提升产品一致性和抽检合格率，同时通过鼓励规模化生产提高产业集中度。六是适当放宽整车重量，综合考虑消费者合理使用诉求，将使用铅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车重量由55公斤提高至63公斤，从而让铅蓄电池电动自行车更好满足消费者正常的续行里程和充电频次需求。七是优化脚踏骑行功能，考虑到脚踏骑行功能在实际使用中频率较低，征求意见稿中不再强制要求所有车型均安装脚踏动力装置，调整为由生产企业根据车型的实际需要设计和安装，在节约成本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车型选择。
本标准正式发布后，预计将发挥以下几方面积极作用。一是降低火灾风险。本次修订通过优化电动自行车防火阻燃、塑料重量占比等技术指标，有利于降低电动自行车引发火灾事故的风险，提升我国电动自行车产品本质安全水平。二是减少交通事故隐患。本次修订完善了蓄电池、控制器、限速器等防篡改要求，加严了电动机额定功率测试方法，杜绝通过非法改装为电动自行车提速的行为，减少超速引发的交通事故。三是便利消费者使用。适当放宽铅蓄电池车型整车重量限值，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续航里程需求，减少充电频次；不再强制要求所有车型均具备脚踏骑行功能，减少资源浪费，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车型选择空间。四是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增加生产企业产品质量保障能力和产品一致性要求，明确了电动自行车关键工序的生产能力、检验检测和质量控制指标，推动企业改进生产工艺装备水平、提高产品质量。五是改善主动安全性能。通过增加北斗定位、实时通信功能，实现对电动自行车所在位置、蓄电池状态等关键安全信息的动态安全监测，及时识别异常情况并发送报警信息，极大提高车辆安全性。
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认真履行行业管理职能，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先后制定发布了多项电动自行车相关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GB 42295—2022）于2022年发布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2024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其第1号修改单已于2024年8月23日发布，将于2024年11月1日实施；《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GB 42296—2022）于2022年发布，2023年7月1日开始实施，其第1号修改单已于2024年7月24日发布，将于2024年11月1日实施。此外，《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规范》（GB 43854—2024）已于2024年4月25日发布，将于2024年11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通过规范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过程，有效提升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的本质安全水平。以上3个标准与《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相互衔接，共同组成完整的电动自行车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从根本上确保电动自行车产品的质量安全。
本次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发布后，广大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需要根据标准中相关条款的规定，尽快进行技术、设备和产品的升级，早日符合标准的要求。一是尽快调整产品设计方案，按照标准要求生产出新的车型，并依据标准中的试验方法进行验证，确保方案设计合理、产品质量合格。二是改进生产工艺和设备，提升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达到标准中关于企业质量保障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的要求，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三是加大研发投入，配备共性关键技术开发所需的技术装备和科研人员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特别是要提升关键零部件自主研发能力，减少因关键部件质量缺陷导致的产品不合格情况，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电动自行车销售价格是由生产成本、物流成本、渠道费用、定价策略、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其中生产成本是影响产品售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能直接决定产品的最终价格。按照本次征求意见稿生产的电动自行车产品，虽然在塑料件阻燃性能升级、增加北斗和通信模块等方面提升了部分生产成本，但另一方面也会由于取消脚踏动力装置、减少塑料件使用等因素节约相应零部件和材料费用。综合来看，新标准实施后电动自行车生产成本将基本保持稳定，终端市场价格不会出现明显波动。
新标准发布后，企业就可以执行新标准、合理排产。新标准实施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生产、销售或者提供。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不符合新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妥善的解决办法，鼓励通过以旧换新、折价回购、自然报废、发放报废补贴等方式，将现存的老旧电动自行车逐步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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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荣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国司法部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职能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工作进展，表示愿同各成员国一道，落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成果和共识，加强法治领域务实交流合作，促进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中国司法部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坚持面向未来，秉持和弘扬“金砖精神”，充分发挥金砖国家司法部长会议的平台作用，进一步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汇聚合力。二是坚持开放包容，持续拓展“金砖＋”法治合作模式捆绑道具放置play文，组织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交流活动。三是坚持合作共赢，在打击跨国犯罪、开展司法协助、提升法律服务质效等方面加强务实合作，服务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